在中国政府努力让国家摆脱投资依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经济保持增长。
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在认同了第三方支付的合法性基础上，使得相关网商能够借此提高消费者和供货商对其的认同和市场信誉，扩大营业规模。众筹，是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的简称，一般会有特定的项目发展作为支撑，相当于是为项目发展向大众筹资。
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可提供的回报率过低，Paypal货币市场基金最终难以为继，在2011年7月29日宣布关闭。与我国不同，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以功能监管(或业务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机制，不论哪个主体，只要介入了某项金融业务，就由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予以监管;同时，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并不由哪家金融监管部门严格界定，商业银行可以代理股票、债券等的交易，投资银行可以发放贷款等等，由此，在网上商品交易的发展中，相关金融机构自然顺势而为地介入到了网上金融活动之中。它既表现为每种新的金融产品都是多种金融机制在性质、特征、期限和选择权等因素组合的产物，也表现为它与实体经济运行紧密结合，并仅存在于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中。这些巨额沉淀资金的存在，意味着第三方有了金融活动的空间及特点。这种变化，既发生于实体企业(包括网商)介入的金融领域，也发生在各种金融机构的运作过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体经济部门就不断寻求突破，但成效甚小。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力度，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市场信用快速发展。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由公司的交易相对方自己把握，自己管控风险，而国家立法、司法机关袖手旁观，实在缺少公权道德。
余下的唯一一种抽逃出资行为只能发生在控制股东不经股东会修改章程而撤回自己出资的情形。当下，最要紧的问题已经发生，就是工商系统不再登记股东出资，招致法院查封有限公司的股权无法在登记机构落实，未来股权的流动也会招致某种不确定性，通过登记机关对股东所给予的第三人记载实现的最终保护不再存在，如同民政部门只认可结婚的合同而不再颁发结婚证一样，在我国就是异想天开的闹剧。二、关于无赖公司问题。2013年由工商系统牵头引领的抽风式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是由强势的地方行政机关打制度擦边球，从公司登记改革切入越权先斩后奏切割公司法，逼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吃改革冷饭，借机谋求工商系统逃避管理责任的一己私利和地方政府高举旗、揭皇榜、挖制度洼地抢夺全国金融利益以及某些官员试图获取官场红利，不仅仅是追求制度GDP的一种升级版，地地道道就是一场在改革名义下轰轰烈烈制造有毒制度产品的恶作剧。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其中未尽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同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侏儒公司造成债权人的损失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希望事后获得制度救济几无可能。
起源于深圳的商事登记改革，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都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地方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一时等不及司法解释出台的，可以独立创造新类型案例，并可选择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二是一项空手套白狼的公司法改革措施，打一项资本制度，学生答曰认缴制。工商局为一己私利，在改革的名义下夹带作弊行为，导致经济秩序失常和股权财产流转困难，真的辜负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如果放在封建社会，事后明白事理的皇帝不治你个乱臣贼子的罪名才怪哩。
对于改革带来的几个问题，我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关于侏儒公司。三、关于公司资本虚报、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问题。法官们在长期审理民商经济案件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养成一种尊重诚实守信的当事人而鄙视玩弄法律技巧、巧舌如簧的当事人的职业心态。然而，公司资本不再关涉到注册机关的行政职能，它怎样履行监管职责？从哪个视角可以切入？令人百思难得其解。
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只能对欠债公司首先申请破产，依据破产法第35条[1]由管理人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缴出资，借以实现债权，导致昂贵的社会成本。但我今天可以给出一个形象化的类型归属，如果大家知道苏丹红、瘦肉精、兴奋剂、洛阳铲，就可以大体明白认缴制就是这么个有毒的产品，只是使用范围不同而已。
（4）法院对股权的查封，保护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观察者网注），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规范的解释。
习近平主席讲，不要搞颠覆性改革，我认为指的就是这次的资本制度改革。香港是授权资本制，如果没有大陆的全方位支持，香港经济肯定会十分惨淡。如果不设，你不能指望公司和其他股东来扮演这种角色。无赖公司是公司章程所定注册资本为巨大数额，但实际缴付资本则为极小数额，余额在章程中约定自公司成立后第50年或100年时缴付到位。在公司资本和缴付期限由章程而非公司法确定并取消公司年检制度后，资本似乎和除法院以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公司登记机关失去了关联度，它们不再负有监督公司资本缴付的职责，工商机关已经实现了金蝉脱壳的目的。依据数额与缴付期限由章程确定的逻辑，章程可经修改把已经缴付的出资撤回而不被冠以抽逃出资的帽子。
侏儒公司章程确定的注册资本如果是2元钱，无论是否缴付，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微乎其微。2元钱注册资本的公司有一大堆又有什么用呢？谁又能证明我国原先的资本制度妨碍了中国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产生，有这种案例吗？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需要注册资本，难道不足以支持创业吗？三万元都出不起，投资者的心态和实力不是非常可疑吗？ 认缴制既然是一种制，那应该有一些必要的制度、原则做支撑，有吗？丝毫没有。
） 进入专题： 资本制度改革 。德国在2008年修订公司法时，非常关注这类公司的恶意破产问题，将管控公司风险的责任强加于董事身上。
（2）对股东利益转让提供公权协助，受让人可以查阅股东股权状态，避免上当受骗，受让后通过变更登记保护受让人利益，保障经济流转的安全。（3）股东可以将股权质押，进行融资活动，由于工商局对股权的管理职责安排，质押权人可以接受质押，现在将会非常困难。
但是，撤资毕竟会伤害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集体性的撤资应当履行减资程序，所谓监管的权利只能来自公司债权人。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11日公司法适用高端论坛中的书面发言稿。美国法院在上世纪处理的公司恶意破产判例中确立了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衡平居次的原则，世称深石原则。此即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维护债权人利益。
工商系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忙活的结果是增大债权人风险，危害交易安全，蔑视全国人大民意机构的权威，本想卸下监管者的负担，但事与愿违却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甚至是自掘坟墓，加速让国人认识到未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工商局的席位，没准下一轮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工商局就是第二个铁道部。 在经历了2013年公司法改革后，我们被学习了一个资本制度的词汇叫认缴制（与注册资本实缴制相对，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
我国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的权力受股东会制约较强，因此，董事对公司破产中财产受损的部分承担个人责任很难在立法、司法中落实，或者说抽象有规定，实体难实现。二是缺乏合理的标准和经验让法官足以判断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否与其交易的规模不相适应，从而判令骗取他人钱货又以有限责任隔离自己风险的股东为债权人蒙受的损失负责。
第二部分设想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乱象提出一些修改公司法的意见。在过去，股权作为社会财富之一种，由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实现如下目标：（1）对股东利益予以第三方确认。
法定资本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项，它给公司的投资者、治理主体、债权人以及司法体系和律师植入了理性预期和理解路径。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什么是认缴制，鬼才明白。你所说的那个公示平台，什么一处失信，处处难行，只是个漂亮的口号而已，你能防范债权人不上当，不被骗，如果被骗的事实大规模发生，你工商局能够负责吗？醉驾入刑，人人皆知，但我们每天的新闻中随时可以发现醉驾被查的案例。但是，总局的负责人为了给部门壮胆，还是反复讲在强化公示公司注册事项的同时，要加强监管，保证违法者寸步难行，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守法者海阔天空等[3]。
对于资本数额极小，又无稳定金融资源支持、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的公司通过合同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则可按合同诈骗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注册资本同为2元钱的商贸公司和科技咨询公司，由于它们的业态完全不同，前者需要强大的货币资本支撑，后者则主要依赖科技人才的专业能力，因此，对实际运用资金的要求差别也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司法取消了法定验资程序，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就必须适当保留出资证明文件，包括汇款凭证等，以防日后公司债权人起诉股东追责。公司为了在市场上获取客户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也可以自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确认股东投资到位情况。
日本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取消公司最低资本金后其国民经济业绩乏善可陈，直到安倍推行以货币贬值为抓手的新经济政策后才有好转。工商局的听课学员和我讲，注册资本已经没有实际价值，因为一旦投入到位，85%的公司会抽逃资本，注册资本实际造假情况非常严重，我说我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也有大量造假，是不是该把这些财务会计报表也废掉？债权人在事后的诉讼中通过追索股东真实出资和补充被抽逃的资本实现利益保障，这些价值有问题吗？工商局如果认为资本监管责任太重，你可以放弃监管，只做形式审查，你不能把债权人实现利益补偿的打狗棍也给撅断啊？ 以前，国内学界中常有人提议：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还有类似我们工商局这么一个机构，主张工商局最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我本人反对这种提法，主要的依据是我国的经济社会诚信环境极差，工商系统为保障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公众、社会集体利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没有工商系统的四面出击，我国市场经济的混乱和污浊不知会放大多少倍？即使我们要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现在也远不是适当的时候。
